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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甘肃】河西宝卷:说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

17-07-04 15:12 来源:甘肃日报 编辑:吕庚青

  河西宝卷民间手抄本

  河西宝卷搜集研究专家郑殿有先生

  高正刚先生与邢积善老人演唱河西宝卷

  民间艺人们在农户家中演唱

  农闲时节的河西走廊,晚霞隐去,夜幕降临,人们聚在一起,一边喝茶拉家常,一边恭候宣卷先生。不久,一位长者走来。他屏息静气片刻,神情一振,面向众人,朗声吟诵:“念卷之人坐端正,听卷之人要用心;用心听卷才有功,善恶二字听分明……”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河西宝卷宣卷时的情景,也是河西走廊常见的一幕。

  唐代变文的历史演变

  河西宝卷作为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如祁连山清澈的泉水,数百年乃至上千年间,一直在河西走廊静静地流淌,未能引起外界重视。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河西宝卷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才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引起学界重视、民众关注。可是,河西宝卷是何种说唱艺术,从何而来,人们还是不甚了了。

  关于河西宝卷的渊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河西宝卷是活着的敦煌变文。对此,有人提出两条理由,一是敦煌变文发现于敦煌;二是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文本格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之间,找不到必然的链条,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可以把两者链接起来。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河西宝卷的内容、文本格式和说唱形式来看,河西宝卷同敦煌变文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中国的民间文化发展到唐代,兴起一种新的表演形式,即说唱艺术。唐代说唱艺术的文本,多由韵文和散文结合而成。这种文本,无一例外都是手抄本,常以“卷”的形式流传民间,因此被后世称为“卷子”。每幅卷子,除了文字,还配有图画,图文并茂,可读可看。这种图画,类似于今天的插图,在当时被人们称为“变相图”,即文本内容的变相。这种有插图的卷子,又被人称为“变文”。

  变文是一种雅俗共赏、老少咸宜的读物,识字者可以将其作为宣讲的底本,识字少或不识字的人,通过看图也能大致明白卷子的内容。所以,郑振铎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说:“‘变文’的意义,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演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们容易明白。”

  “变文”一词,早就出现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遗憾的是,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人们无缘目睹变文的风采,其原因是传世文献中,未发现唐代变文的卷子。直到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道士王圆箓偶然发现,大批唐代卷子出世,人们这才看到了唐代变文的真面目。从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变文,被人们统称为“敦煌变文”。

  变文的内容,原为印度佛经故事。在传播中,变文的内容发生演变,吸收了大量中国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成了俗文学的一部分。变文流行于民间,从内容看,有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也有历史故事;从文本创作格式看,韵白相间,大段的念白之间穿插诗词歌赋;从表演形式看,有说有唱,还有乐器伴奏,同如今河西宝卷的文本格式及其说唱形式极其相似。

  这说明,河西宝卷的源头,应该是唐代变文;河西宝卷从文学体裁的角度看,由唐代变文发展演变而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唐代变文演变为河西宝卷,是一次文学艺术上的蝶变,是说唱艺术上的华丽转身,不过,这个过程相当漫长。在唐代,变文的主要内容是佛经故事,一般在寺院里由僧人宣讲。宋真宗在位时(998年-1021年),统治者以变文宣讲蛊惑众生,影响安邦治国为由,明令禁止僧人在寺院宣讲变文。于是,一些僧人走入民间,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宣讲变文。

  变文进入瓦子等娱乐场所,很快发生变异。宋代的瓦子,又名“瓦舍”“勾栏”“瓦肆”,类似今天的娱乐城。变文宣讲者为了适应这种娱乐场所的环境,迎合听众的胃口,大量增加了世俗的内容,佛经的内容逐渐减少。同时,一些与寺院毫无关系的人,看到这种宣讲具有商业价值,有利可图,于是也加入了宣讲队伍。

  变文在瓦子等场所宣讲的结果,是原有宣讲方式的变化。宣讲队伍中,随着大量民间艺人的加入,当时流行的一些表演形式融入了宣讲活动,宣讲由原来的简单的个人说唱,增加了伴奏和伴唱。唱的部分,有了固定的歌词和曲子,形成了词牌。终于,变文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蜕变,以一种全新的形式流传开来,这就是宝卷。宣讲变文演变为宣讲宝卷,变文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中国古代史上,宋代和元代是民间表演艺术最活跃的时期,很多民间艺术诞生于这一时期。变文演变为宝卷,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敦煌藏经洞中发现大量唐代变文,说明唐代时的河西走廊,变文宣讲十分盛行。安史之乱以后,从五代到整个宋代,河西走廊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割据,大部分时间处于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统治之下。变文宣讲作为汉民族的说唱艺术,渐渐淡出生活。变文演变为宝卷后,宝卷作为民间说唱艺术,在河西走廊的兴起是明代以后的事。明代时,丝绸之路中断,河西走廊信息闭塞,文化生活匮乏,于是,寓教于乐的宝卷说唱艺术,受到了人们的欢迎。随后,大批地方文化人参与了宝卷的改编和新宝卷的创作活动。就这样,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今天的河西宝卷。

  河西宝卷的流传方式有两种:一是文本流传,二是口头流传。

  传统的河西宝卷文本,大都是手抄本。人们相互传抄,是河西宝卷文本流传的主要方式。在河西走廊的偏僻乡村,人们认为传抄宝卷是积功德,做善事,部分宝卷文本结尾处,还有劝人传抄的语句或诗词。在河西农村,识字人传抄宝卷是天经地义的事,也是一件得人心的事。识字人都愿意抄宝卷,有的人抄了自己欣赏收藏,有的人抄了赠送亲朋好友。不识字的人,也要请人抄宝卷,放在家中,用于镇宅避邪。在河西走廊,素有“家藏一宝卷,百事无禁忌”的说法。

  口头流传是河西宝卷最基本的传承方式。口头流传,俗称“宣卷”,也叫“念卷”“唱卷”。在河西农村,一年之中,宣卷的时间没有定制,一般在春节前后和农闲时节,特别是春节前后,是宣卷的黄金季节。宣卷活动可在村子的公共场所进行,也可在私人家中进行。村子公共场所的宣卷活动,常在学堂、广场、文化室、打麦场、树荫下进行。公共场所的宣卷活动,有时比较庄重,要举行简单的仪式,有时比较随意,类似于说书、讲古,娱乐性较强。

  生活条件较好的人家,会在农闲时节主动设局,请先生宣卷。宣卷先生到来之前,主人会把室内外打扫干净,在炕中央放上炕桌,摆上糖果、茶点。夜幕降临,左邻右舍,亲朋好友,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孩提儿童,陆续来到设局人家听卷。宣卷先生正式宣卷之前,要洗手漱口,然后开始宣卷。听卷者对宣卷先生毕恭毕敬,不喧哗,不随意走动。宣卷时间久了,宣卷先生要休息一会儿。这时,听卷者方可自由活动。

  文本格式与多情说唱

  河西宝卷有相对固定的文本格式,也有其独特的说唱形式。

  河西宝卷的基本格式,是韵文与散文结合。散文部分一般交待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和发展过程。韵文部分常常重复散文部分的主要情节。韵文部分的句式,以十字句最多,七字句次之,还有五字句、四字句,句子大都押韵。韵文部分较长时,一个韵难押到底,会多次更换韵脚。从文字比重看,一部宝卷中,韵文往往多于散文,也就是说,“唱”和“吟”的部分,多于说的部分。河西宝卷的开头、过渡和结尾,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这种格式,基本上已经程式化了。

  河西宝卷的开头,俗称开卷。开卷部分,均为韵文,也称开卷词。开卷词有的为四句,有的为八句,最长的有三十句之多。开卷词类似于唐代变文中的“押座文”,一般是七言韵文,同押座文一样,有镇压四座、导入正题、收摄心神之意,目的在于点明要念宝卷的题名,内容以劝人弃恶扬善为主旨,要人们认真聆听宝卷内容,从中吸取教益,多多行善积德。

  开卷词之后,紧接着是一段散文,也叫“说白”,通过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文字,说明故事的起因,然后将故事逐步引向高潮。这段过渡文字,常用的格式是“却说……”或“话说……”。如《老鼠宝卷》,开卷词之后,接着是散文:“话说这部《老鼠宝卷》,出在大宋年间。那五鼠闹东京以后,孽种流传,余恶不尽,其子孙们便乘着祖先的遗风,到处横行,苦害百姓,可偏偏就是常常遇到一个天敌——狸猫。”几句话,道出了故事的起因。

  一段散文之后,又是韵文。常见的韵文,每句十字,由于是故事的展开部,一般篇幅较长,有的长达三十句。如《老鼠宝卷》展开部的韵文:“小老鼠,在洞门,左窥右巡,四下里,望不见,狸猫身影;使平生,本事儿,躬身出洞,穿堂屋,进厨下,仔细搜寻……”有的宝卷,在此段韵文前,还会有二句或四句感叹诗。如《红灯宝卷》的感叹诗:“天有不测风,人有旦夕福。关门屋里坐,天上掉下祸。”这类感叹诗,类似于唐代变文中的偈语,富有哲理,发人深省。

  宝卷结束时,有一段歇卷歌。歇卷歌都是韵文,有归纳总括主题的意思,也有宣卷人自谦的内容。如“念卷之人识字浅,语句不通白字满。今天夜里大家散,下次听我念新卷。”河西宝卷中的歇卷歌,类似于敦煌变文结束时的解座文。

  上述河西宝卷的文本格式,只是一个大致的程式。这个程式的形成,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长期以来,无论是河西宝卷的作者,还是宣卷人,大都遵从了这种程式。但是,这一程式并非一成不变,有时,创作者会根据情节的需要,对程式进行调整。有时,宣卷人也会依照说唱习惯和需要,对程式进行调整。

  河西宝卷的说唱形式,包含了说、唱、诵(吟)三种表演形态。其中散文属于说的部分,韵文有的要唱,有的要吟诵。唱的部分,一般要按宝卷的原有词牌曲调唱。由于多数词牌曲调已经失传,宣卷人有时也会用当地民歌曲调代替。唱,讲究唱功,宣卷人的嗓子要好,曲子要唱得准,还要有表情配合,特别是上肢的动作和面部表情,要生动、准确、传神,以增强宝卷的艺术感染力。属于诵的韵文,必须带着感情吟诵,语调讲究抑扬顿挫、起承转合,语速语调,音质音色,要达到绘声绘色的效果。掌握唱和诵的技巧,对一个宣卷人来说至关重要。唱和诵的水平高,会给宣卷人赢来很高的声誉。

  宣卷时,听众中会有几个“接卷人”。当宝卷说唱到一定的“接口”时,接卷人就吟唱一声。一部宝卷的“接口”在哪里,宝卷文本一般不作规定。已发现的敦煌变文中,有“接口”标志,大都放在韵文和散文的交接处。《金瓶梅词话》中有多处描写宣宝卷的场面,其中第五十一回写道:“月娘因西门庆不在,要听薛姑子讲说佛法,演颂《金刚科仪》。在明间内安放一张经桌儿,焚下香。薛姑子和王姑子两个对坐,妙趣、妙凤两个徒弟立在两边,接念佛号。”这里的“接念佛号”,就是“接口”。由此可见,宣卷时接口的场面,明代已经有了。

  在河西走廊,宣卷时,也会出现听众集体接口的场面。所有听众不约而同地吟唱,甚至朗诵部分韵文,场面热烈感人,常常把宣卷活动推向一个高潮。

  历史上,河西宝卷配有许多曲调,民间有“大调三十六,小调七十二”之说。这里说的大调小调,并非调式,而是指曲调,指说唱河西宝卷时,配有很多音乐。河西宝卷流传至今,大部分曲调只剩下词牌名称,曲调和唱腔已经失传,没几个人会唱了。河西宝卷常用的词牌有《哭五更》《叫号》《莲花落》《喜调》《西江月》《浪淘沙》《山坡羊》《耍孩儿》《达摩佛》《洒净词儿》《采茶词儿》等十来种。由于原曲调失传,宣卷人只好用当地民歌曲调来代替。据考证,原始的河西宝卷曲调,有鲜明的宗教特色,大部分由寺院的诵经声调发展衍化而成,另一部分取材于乡间的俚曲小调。

  早期的河西宝卷,说唱形态具有仪式化的特征,整个说唱过程,会按一定的仪轨进行。那时,说唱场面十分隆重,说唱时会有乐队伴奏。如今的宝卷说唱,已经很随意了,曲调的使用,由宣卷人根据宝卷内容而灵活选用,伴奏乐器可有可无,有时只用小鼓、简板、碰铃、木鱼等小型乐器伴奏,有时用一两把胡琴、三弦伴奏,有音响效果就可以了。

  通俗的生活教科书

  据不完全统计,流传各地的传统河西宝卷文本在700种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题名不同,内容重复。除去异文本,存世的河西宝卷至少在100种以上。已发现的流传于民间的河西宝卷文本,大都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木刻本和石印本。这些木刻本和石印本,印制于清代至民国时期。按内容来划分,河西宝卷大致可分为五类。

  一是宗教题材卷。河西宝卷的内容极为庞杂,有的一篇作品中,释道等几方面的内容都有。几乎所有的作品中,都插入了佛家劝化语。这里所说的宗教题材,是指宝卷中的故事,来源于民间宗教传说。其中很多宝卷,是佛经的俗讲,反映的是民间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据考证,历史上,宗教题材的河西宝卷文本数量很多,民间收藏数量相当可观。

  二是神话传说卷。这类宝卷的素材,主要取自神话传说。它同宗教题材类的宝卷,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有根本的区别。宗教题材宝卷的主题,不外乎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和修道成仙,消极因素较多。神话传说类宝卷,主要是讲故事,情节生动,扣人心弦,娱乐性更多一些。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讲述沉香劈山救母故事的《沉香救母宝卷》;讲述董永与七仙女传说的《天仙配宝卷》;讲述药王孙思邈故事的《药王救苦忠孝宝卷》,等等。这类宝卷,神话色彩浓,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封闭落后的乡村,人们耳熟能详,又百听不厌。

  三是历史故事卷。在河西宝卷中,有大量反映历史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有强烈的传奇色彩,同史实有着根本的区别,只能作为民间流行的历史故事看待。其代表作品有《孟姜女哭长城宝卷》《昭君和北番宝卷》《黄忠宝卷》《薛仁贵征东宝卷》《樊梨花征西宝卷》《包公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康熙访江宁宝卷》等。

  四是现实生活卷。河西宝卷中,有相当一部分与百姓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这部分作品,数量多,质量也比较好,代表作品有《烙碗计宝卷》《丁郎寻父宝卷》《蜜蜂计宝卷》《继母狠宝卷》等。这部分宝卷,还可分为三类:一是劝喻人的,如《继母狠宝卷》等;二是反映当地重大事件的,如反映武威大地震的《遭劫宝卷》,反映古浪人民在武威大地震后又遭兵祸旱灾瘟疫的《救劫宝卷》等;三是实用类的,如求子用的《求子宝卷》和《得子宝卷》,祭神用的《祭神宝卷》等。

  现实生活类宝卷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当地文人创作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浪县大靖人冯相国创作的《救劫宝卷》。这部作品,反映1927年武威一带遭遇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四处逃难的悲惨生活。这类作品,贴近百姓生活,一经问世,就在当地引起轰动,广为传诵。

  五是童话寓言卷。河西宝卷中,有不少属于童话寓言类的宝卷。这类宝卷,通常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同时也深受大人喜爱。其代表作品有《老鼠宝卷》《鹦哥宝卷》《黑骡子告状宝卷》《义犬救主宝卷》等。

  童话寓言类宝卷,大都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动物,故事针对性强,富有智力启迪和思想教育意义。如《鹦哥宝卷》,讲述一只美丽的鹦哥,为了给母亲摘一颗梨,飞行5000里,好不容易找到了果园。可是,由于它的美丽,遭到了人们的捕捉。被捕后,它被送到有钱人家,成了有钱人的玩物。孝顺的鹦哥心中想着母亲,不愿做有钱人的玩物,以绝食抗争,最后逃脱樊笼,带着梨回到母亲身边。这部宝卷,通篇宣扬了鹦哥的孝心,给人以教益和启发。再如《老鼠宝卷》,讲述老鼠为害人间,与狸猫为敌,被狸猫吃掉后,去阴间告状。它拔下自己的胡子,做成判官笔,送给判官,打通了关节,来到了阎王面前。最后,老鼠还是打输了官司,阎王判决:“将老鼠重打四十,送还阳间,辈辈给狸猫作食。把狸猫送回阳间,交给百姓,将捕鼠作为天职,以尽鼠害。”这部宝卷,无疑是一首正义战胜邪恶的凯歌,字里行间,充满童趣和幻想,听后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河西宝卷内容比较复杂,在杂糅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吸收了历代民间宗教思想和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方面的内容,属于民间百科全书式的文化遗产。因此,将河西宝卷分为以上五类,只能说是大致划分。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把河西宝卷作为通俗的生活教科书使用。遇到自然灾害时,人们会念卷,用它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遇到不平之事时,人们会念卷,祈求惩恶扬善、伸张正义;遇到儿女不孝、兄弟不和、妯娌龃龉、家事不顺时,人们会念卷,宣扬忠孝仁爱,谴责忤逆,使有错的人受到教育,知错改错。由于河西宝卷具备了这种寓教于乐的作用,它才深深地植根于民众之中,世代相传,经久不衰。

  河西宝卷是中国说唱艺术中的一朵奇葩。它作为河西走廊群众的精神寄托和重要的文化娱乐方式,历经数百年而不衰,说明了它的价值所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外来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受新的文化娱乐方式吸引,河西宝卷的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面对新的形势,河西宝卷的保护、整理和研究,显得更加重要,也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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