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儿峪”之战地理位置考证

　　沈儿峪遗址

　　巉口关附近地形

　　沈儿峪大战，是蒙元主力与明朝军队在定西境内的一次总决战，这一战役对于元、明之间的终极对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对于战役发生地沈儿峪的具体位置，历史文献资料有好几种记载，历来研究多有分歧，有今大涧沟、车道岭两种不同的说法，笔者经过实地察看、并结合文献记载综合研判，以沈儿峪之战主战场位于今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的关川河峡谷一带为符合历史真实情貌。

　　史书所载“沈儿峪”大战

　　沈儿峪战役，关涉元明易代之际的一系列重要史事，在明代，官方文献已有记载。如《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洪武三年夏四月己未……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王保保发兵千余人由间道从东山下潜劫东南垒，东南一垒皆惊扰，左丞胡德济仓卒不知所措，达亲率兵急击之，敌乃退。遂斩东南垒赵集及将校数人以徇，军中股栗。明日整装出战，诸将争奋，莫敢不力，遂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冢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一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宁夏奔和林。达遣都督郭英追至宁夏，不及而还。以德济失律，械送京师。保保至和林，爱猷识理达腊复任以事”。知沈儿峪之战发生在明洪武三年夏四月间，当时徐达驻军沈儿峪，与王保保对峙，后大败王保保于川北乱冢间，并俘获众多蒙元亲贵、士卒及大量马匹等牲畜。王保保败走和林。

　　沈儿峪之战这一史事又见于清初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对沈儿峪之战的记载及双方驻军的情况描述与《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相同。

　　清代官修的《明史》中也多见沈儿峪之战记载。如《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三年……四月乙丑……徐达大破扩廓帖木儿于于沈儿峪，尽降其众。扩阔走和林。”又《明史·徐达传》：“（洪武）三年春，帝复以达为大将军，……自潼关出西道，捣定西，取扩阔……达至安定，扩阔退屯沈儿峪，进军薄之。隔沟而垒，日数交。……达帅兵击却之……明日，整兵夺沟，殊死战，大破扩阔兵。擒郯王、文济王及国公、平章以下文武僚属千八百六十余人，将士八万四千五百余人，马驼杂畜以巨万计。扩阔仅挟妻子数人奔和林。”这里扩阔一作扩廓，全名为扩廓帖木儿，即王保保。又据《扩阔帖木儿传》：“洪武三年，太祖命大将军徐达总大兵出西安，捣定西。扩阔方围兰州，趋赴之，战于沈儿峪，大败，尽亡其众，独与妻子数人北走，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其他记载散见于当时随徐达出征的各将军本传中，如《邓愈传》《汤和传》《冯胜传》，都有徐达出兵定西，王保保（扩阔）屯军车道岘，为徐达所败的记载。

　　1946年郭杰三编纂的《重修定西县志》指出沈儿峪的具体位置，“沈儿峪，在县城西北五里”，并摘引了《明史》的有关资料。

　　据明清以来史志中沈儿峪之战的描述，历来对沈儿峪的具体位置说法有歧异，主要有三说：

　　其一，在县城西北五里，即一般人称作大涧沟的地方。《重修定西县志》的郭杰三和目前的绝大多数人都以“历史”为依据，坚持这种看法。

　　其二，在车道岘，即今天定西西北七十里的车道岭。一部分地方文史学者认为古战场沈儿峪就是现在的车道岭或者车道岭南面的道回沟。

　　其三，有一部分人认为，沈儿峪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包括目前大涧沟至车道岭的比较广泛的区域。

　　笔者认为，界定沈儿峪的确切位置或者区域，要尊重历史书籍的记载，更要尊重政治、军事、地理、生活的基本常识、常理，只有将沈儿峪大战的背景、规模、经过搞清楚，才能还原历史真相，避免胶柱鼓瑟，陷入狭隘的史料堆中不能自拔，也严禁对历史的随意解读，戏说历史，调侃历史，亵渎历史。

　　沈儿峪大战的背景和过程

　　沈儿峪大战，是明初平定秦晋大背景下的重要一战，也是元末保存西北统治区域的拼搏之战。这一战，对残元和明朝新生政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从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指挥者身份来说，残元投入了十万兵力，并由元朝赫赫有名的大元帅扩廓帖木儿（王保保）统帅指挥，明朝则由功勋卓著的开国大将军中山王徐达统领左副将军邓愈、右副将军汤和及十万兵马来此决战。无论从指挥者级别、兵力的庞大，还是战争结束后明军俘获的残元俘虏级别之高可以看出，双方均志在必得，志在必胜。对于元朝来说，胜则保住西北广阔区域，与漠北之残元朝廷理气相连，还有割据北方，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实力与基地；对于明朝来说，一战定西北，统一国家，结束战乱，机会稍纵即逝，不容错过。

　　双方兵力二十万，属于大型战役；双方指挥官级别至高无上，优秀杰出，决定了“沈儿峪”绝不是普通的小沟小岔，因为战场，绝不是虚构和儿戏。

　　从当时的形势看，公元1369年（明洪武二年），明朝大将主帅徐达由平凉返回京城，留下副将军冯胜驻守庆阳，总制陕甘军事。这时元军主力王保保部据守兰州黄河以北要地，与明军隔河对峙，并伺机渡河攻击明军。王保保闻徐达东返，为抓住战机，于当年十二月遂率其部八万余人履冰过河，明将张温出战失利，王保保包围了兰州城，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后明朝援军陆续赶到，王保保就撤围东去，在定西沈儿峪一带设防，阻击明军援军。

　　洪武三年三月，徐达以征虏大将军身份，带领冯胜、汤和、李文忠、邓愈等久经沙场的战将，征讨王保保。四月，徐达率明军进至安定沈儿峪南，与先前已修筑营垒，并依靠山险的王保保形成对峙。

　　沈儿峪大型战役有三个关键性阶段：一是双方斗争激烈，隔沟而垒，日数战，战争呈现胶着状态；二是王保保派遣一千多人的精锐从东山偷袭左丞胡德济的东南垒，胡德济的军队受到惊扰，呈现溃败状态，在危难之间大元帅徐达率领亲兵奋力拼杀，击溃了偷袭的敌人，并稳住了局面；三是徐达通过斩杀下指挥赵集等数名直接战败责任者、将承担东南垒主要指挥责任的胡德济械送京师的办法，震慑了即将一溃千里的苗头，振作了军威，严肃了军纪，全军上下振作精神，奋力拼杀，终于大获全胜。徐达军俘获元朝将校、僚属一千八百多人，士卒八万多人，并缴获战马一万五千匹和大批粮食辎重。

　　沈儿峪一战，王保保率领的元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仅有王保保携同妻小等少数人突围北逃至北元都城和林。

　　沈儿峪大战的地理位置

　　我们再沿着这场战斗的核心地点、方位、地名来分析沈儿峪的应有之位置。

　　双方对峙的大体形势是：王保保率领大军从兰州而来，方位毫无疑问是从西从北而来，一路向南向东。王保保从兰州到定西，车道岭（岘）是必经之地，舍此别无二途，并在将台（今安定区鲁家沟镇关川河畔）建立指挥台。而徐达西出西安，直捣定西，从东从南而来，迎击的对象是西北面而来的王保保军。徐达的军队走的是泾川、会宁、定西这条丝绸古道线路，并于定西城北五里筑中山垒，也就是指挥台，统帅全军，建立后方。

　　这样，双方的军队主力就在“沈儿峪”相遇，必然地南北对峙，并成就了沈儿峪这个名垂青史的地名。

　　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一》：“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王保保发兵千余人由间道从东山下潜劫东南垒，东南一垒皆惊扰，左丞胡德济仓卒不知所措，达亲率兵急击之，敌乃退”。这里的“东山”与“东南垒”的记述非常重要，常识问题就是“东山”在东面，“东南垒”在东南面。这个重要记载奠定了沈儿峪应该具有的、本真的、科学的、合情合理的地理位置，有了这个论述，徐达“进驻沈儿峪口”，王保保“退屯沈儿峪”便完整地、入情入理地进入我们的视野。

　　从战争要素来说，作为战场的沈儿峪，应该位置险要，地当要冲，是双方决胜的必争之地；沈儿峪，距离双方的指挥台不应该太近；沈儿峪，必须地域开阔，能部署双方的主力部队（绝没有全部军队的意思），并且有险可守、易守难攻、可进可退（身处绝地，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在绝大多数能征善战的将帅手里是幼稚的、不可取的，而“走为上”的选择，自己给自己留有余地，也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生理性选择）。

　　按照双方行军路线、前进方向、战略意图、战争重点、战争经过、战斗尾声等综合来衡量，关于沈儿峪在定西北五里大涧沟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一，福台（中山垒）就在定西北五里，主战场与指挥台在一个位置，显然不合逻辑；其二，大涧沟是没有退路的绝地；其三，大涧沟地域狭小，根本容纳不了双方主力在此排兵布阵。大涧沟其地狭窄，前有敞开的沟口，而山沟后脑没有可以后退的道路，且无可以凭据的天险，山不高，坡不陡，既容不下双方二十万兵力摆布，也缺乏决战的其他基本要素，因此可以排除此地是沈儿峪的可能性。

　　关于沈儿峪在定西西北七十里车道岭的说法，也是于情于理说不通的。其一，远离双方的指挥台，去毫无意义的七十里外的军事意义何在；其二，双方若共同去七十里外的车道岭进行决战，那王保保的军队是怎么能够在“将台”筑起指挥台的，从地势险要，一控北上靖会宁夏、西通兰州、南向安定巩昌三条主要大道的巉口关，双方是怎么做到平安无事、携手并进去车道岭的？车道岭是沈儿峪的说法一点儿经不起推敲。车道岭出现在明史书记载中，但是车道岭也绝非自古华山一条路的天然屏障，坡缓、岭长，背后是榆中宛川，一直通往兰州，虽然此处相比大涧沟的优势突出，但是兵败如山倒，假设王保保军一旦失败，退路无险可守的窘境也应该不是元朝第一元帅的首选。

　　戊戌夏月，笔者一行去鲁家沟平西城考察，亲身了解和感受了关川河谷的地形地势。分布在关川河东西两岸的两座古城城墙高耸、墙体宽厚、濒临河水，河谷两岸悬崖峭壁，险峻异常，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当年的主战场应该是以巉口关（古镇，交通要道，南连安定，西去兰州，北通会宁、靖远，过了黄河就是宁夏、内蒙）为中心，王保保军以鲁家沟川和车道岭为纵深（北），徐达军以安定为纵深（南），那条“峪”，或许就是巉口南来北去的关川河与发源于车道岭官兴岔、自西而来的秤钩河。还有佐证就是安定城北遗存至今的“点将台”（徐达点将台，也称中山垒，徐达被朱元璋封为中山王），鲁家沟川道的“将台堡”（王保保点将台）和地名“将台村”。

　　是的，所有的合理解释在“这里”汇集。第一，位置险要，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第二，距离双方指挥台“福台”与“将台”里程相近，分别是三十多里；第三，符合当时“徐达进驻沈儿峪”“扩阔退屯沈儿峪”军事对垒、隔沟日数战的地理布局，也符合历史事实“间道出东山”“劫东南垒”准确方位；第四，符合史载“大败王保保于川北乱冢间”（即今巉口康家庄、巉口林场等山坡大量汉代坟墓）的历史互相印证；第五与战争结局“从古城北遁去，至黄河得流木以渡，遂由宁夏奔和林”完全相符，这里的“古城”就是鲁家沟的“平西古城”。王保保就是在“败于川北乱冢间”之后，才带着“妻子数人”，沿着关川河道鲁家沟平坦宽阔的川路一直向北，在由亲信把手的天险峡口关摆脱明朝大军的追击，在靖远渡过黄河，到达位于大漠的和林（残元朝廷临时驻地）。至此，我们大胆而审慎的推论，历史上的沈儿峪，就是现在的巉口关，从车道岭东来的秤钩河与北上的关川河在这里交汇，从而流量大增，深沟大涧，三面通衢，背靠高耸的莲花山（西）、凤凰山（东）、金鳌山（西南），一条北上大道直通宁夏内蒙古，一条河流浩浩荡荡北入黄河，他们一川一河一路，为元代明将王保保留下最后的背影，也为元朝的退出历史舞台画上了凄惨一笔，更为定西巉口的重要战略地位赢得了历史光彩。

　　清康熙年间杨恩纂修的《巩昌府志》形容安定县“形胜”时说，“东联靖会，西抵临兰，北倚群峰，南临双峪，盖八达之通衢，而一方之勍障。若查安定之操防，足为巩临之殿卫。”我们也可以用这几句话，形容今日巉口镇，昨天巉口关，可以说完全贴切，甚至十分准确。

　　撰稿：党国锋 武江民 张剑 李晓蓉 裴文锋

　　制图：赛勇 汤文秀